第19节（2 / 4）

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