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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6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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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少年气,不是很矮,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一个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她现在很郁闷。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但她很生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我早已见过阿基拉·安诺两次。

我写这些的时候,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实际上,在理查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除了她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几首诗之外,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说实话,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接着六个月后,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后来,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九八六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众神》。“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尽管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苏盆地》《广岛的清风》和《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叫《俳句两百首》,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勃兰特,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想象》,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两人没有孩子。两年后,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

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她的双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

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帐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静。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经纪人、公关人员、两名记者、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出于某种原因,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配有圆顶礼帽。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

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绍说我是《少年间谍》系列的作者。

“哦,是吗?”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握手相当冷漠,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

“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便转身背对着我,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

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但并没有生气。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没有竞争,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我也一样。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也不太会闲聊,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

但几个月后,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她又一次冷落了我,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瞬间没了兴致,眼中的光也熄灭了。如今,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我觉得相当可笑。

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末端缠在胳膊上。卡拉·格伦肖坐在她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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