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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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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立的“绝对专制”是甚么样子呢?

自从嬴政得国,专务君权,待遇百姓,好似牛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责抑勒的命令,严酷残暴的刑罚,无一不作,无一不行,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从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孙孙,千代万代的遗传下去。那知专欲难成,众怒难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陨首,才及一传,宫廷里面,就闹得一塌糊涂,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同上)

绝对专制的特色是不把老百姓当人,“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任凭自己的意志去统治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认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没想到“专欲难成,众怒难犯”,秦朝统一天下才十几年的工夫,就被推翻了。这就是绝对专制的后果,“秦制”就是绝对专制。

对于继秦之后建立汉朝的刘邦,蔡东藩评价也不高,其原因就在于,他虽然取代了绝对专制的秦朝皇帝,但所执行的仍然是“秦制”:

史官说他豁达大度,确非凡夫,而且入关约法,尽除苛禁,能得百姓欢心,所以扫秦灭项,五年大成。但小子追溯汉家事迹,多半沿袭秦制,并没有一番大改革的事业。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所见所闻,无非是前秦故事,晓得甚么体国经野的宏规,因此佐汉立法,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厉行专制政体,尊君抑民。

(同上)

所谓“约法三章”是刘邦对关中百姓的许诺,《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话说得多贴心!要把秦朝苛政只简化为三条:杀人偿命,伤人与偷盗按其行为给人造成的损失惩治。这三条简单,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最基本的规范,“父老”们自然是竭诚拥护。其实这是个骗局,刘邦一进了秦宫殿,兴奋点都集中在做皇帝上,早把对老百姓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其所执行的仍是“尊君抑民”的“秦政”,“换汤不换药”。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见。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除了《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综合各种野史稗官(包括清末民初的报刊)完成的以外,其他各朝史演义都是本着“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演义·自序》)。“正史”叙事多重复,与人物活动无关的文字太多,如何删繁就简、增加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有趣的故事,这是颇费裁量的。

这套书虽名“演义”,但它还是与读者熟悉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等书不同。《三国演义》等作品更注重文学性,就文体来说,它们更接近“英雄传奇”;而蔡东藩的“演义”,虽然也有铺排、也有虚构,但其重点还在于叙述历史事实,它是历史读本。这一点自从它出版之后就被读者肯定了。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新记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学生文史知识,裨益匪浅。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

毛泽东也很喜爱这套“演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委托在敌后工作的李克农为他购买这套书。买来之后,他一直把这套书放在自己床头,作为常常翻阅的书籍。“文革”中出版业凋零,但还是出版了《民国通俗演义》(是否全套“历朝通俗演义”,因为我没看到,不能妄说。我只看到这一种,是大字本的,分订为八本。陈志根的《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也没有提到蔡书的“文革”中印本)作为内部书,购买要凭一定级别的干部证件或介绍信。当时号召高级干部要“读点历史”,毛就向他们推荐蔡东藩的“演义”。

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20世纪30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学生撰写历史通俗读物(如陈稺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50年代出版历史通俗著作时,他推荐了“历朝通俗演义”,并为之作序:

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例如:他对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适当地批判,对于帝王自己为了要求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而制造的神话,也都予以无情地讽刺。这证明了他作这部书并不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我认为,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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