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孝文迁洛（2 / 3）

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

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大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武长公主。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大和十八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

拓跋氏之任用汉人，始于桓、穆二帝。其时之卫操、姬澹、卫雄、莫含等，虽皆乃心华夏，非欲依虏以立功名，然于虏俗开通，所裨必大，则可想见。六修之难，晋人多随刘琨任子南奔，虏之所失，必甚巨也。（事见第六节。渊以从父弟晖与和跋厚善见杀。逞使妻与四子归慕容德，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