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江陵之变（2 / 3）

。此皆所谓强为之辞。《长孙俭传》：俭除荆州刺史，密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此当是启衅之实情。（江陵陷后，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镇江陵。）而《于谨传》言岳阳王詧“仍请王师”，或亦足以促其生心耳。十月，丙寅，虏兵至襄阳。萧詧帅众会之。元帝征王僧辩及王琳，仓卒皆不得至，惟徐世谱、任约以军次马头岸。（见第三节。世谱，鱼复人。善水战。从陆法和讨任约，随王僧辩攻郢州，皆有功。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时为衡州刺史。江陵陷后，世谱、约皆退巴陵，约后降于齐。鱼复，汉县，以鱼复浦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后移治白帝。）于是树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虏以十一月丙申至，悉众围城。戊申，胡僧祐、朱买臣等出战，买臣败绩。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陈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萧詧营，甚见诘辱。他日，见长孙俭，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此可见魏人之贪。）帝因述詧相辱状。谓俭曰：“向聊相谲，欲言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据《南史·本纪》。其下文云：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乡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詧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车一乘，葬于津阳门外。盖魏欲戕帝，而使詧行之也。詧诚可谓枭獍矣。）愍怀大子元良（帝弟四子方矩更名。）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见害。（简文子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亦遇害。惟汝南王大封，《南史·传》云：魏克江陵遇害则误。《北史·萧大圜传》云：元帝令大封充使，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周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南史·元帝纪》亦云：大封为俘归长安，与传异。大圜，亦简文子。）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辇法物以归。虏百官及士民十余万人，没为奴婢，其免者二百余家而已。（兼据《周书·文帝纪》及《于谨传》。《梁书·本纪》云：“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数字上疑夺十字。）

元帝之亡，论者多咎其不肯迁都建业，其实亦不尽然。当时江陵、建业，皆隔江是敌，形势之浅露正同，而江陵，元帝居之有年矣，其完富，亦非建业新遭兵燹者比，江陵不可守，岂建业独可守乎？敬帝即位之后，齐氏大举入犯，其兵力，曷尝薄于西魏之师，若如元帝之所为，建业亦安有不亡者哉？（《南史·元帝纪》云：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业。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大夫刘懿，以为建业王气已尽，且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及魏军逼，朱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渚宫洲已满百者？下文云：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内怀篡逆，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在蕃，一洲自立，俄而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大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此本不足信之说，不欲迁者，不过姑借以为言，元帝亦未必真信此也。《周书·王褒传》云：元帝以建业凋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大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瑴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坐，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清间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明日，乃于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谓建业凋残，方须修复，又与寇止隔一江，皆系实情，当时梁与齐干戈日接，与西魏则固和好也。然则主不迁者，实未必专为乡里之私。迁之利究何在，求之于史，并无切实之说。则以不迁为失计者，特事后追咎之辞，或竟出于欲迁者之附会，亦未可知也。枝江，见第六节。）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今湖北枝江县境。）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何也？”对曰：“萧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