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 35）

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愿甘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露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做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是那时候未任天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划；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磐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不是他独有的发现，只是通国皆知，最后才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四款播传人口、宣扬四海的人伦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箝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申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哪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得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作“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