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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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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数量上,明军似乎稍逊,但从质量上看,清军真正足以为虑的,也就是两万多八旗和六万多绿营新军而已,合计不到十万。

徐州城中,几名清军东路主要将帅正在开会。

除去正在前线的勒克德浑以外,主帅瓦克达、副帅岳乐,还有山东总督图海,以及新军提督赉塔均已到齐。

瓦克达忧心忡忡

“我大军虽有十七八万,但实际可战之兵止有半数啊,眼下凤阳已然危及,一旦明军突破淮河一线,届时可就难守了。”

经过多年交锋,清军早就没了当初不可一世的气势,不再奢求能够对明军形成所谓战力优势,甚至一比一的情况下,都未必有信心。

岳乐倒是安慰道

“其实也不必过于忧虑,其他不言,就我东路来说,还是有不少战机的,江淮地区河流纵横,地势复杂,但徐州周围却是平原地带,倒是个打决战的好地方。”

四人当中,除了瓦克达是四五十岁的老将外,岳乐、图海、赉塔都是不满三十的年轻将领,一开始瓦克达还跟多尔衮反应,有些担心这些年轻人不足以堪当大任。

但事实上,这些初生牛犊却是要比瓦克达这些老将更加敢于和明军正面相争,毕竟他们也没有在明军手里吃过亏。

几人商议了一下兵力排布,和明军可能的攻击重点。

图海指出,岳乐东路应当只有两个着力点,一边是淮安北上,延黄河北上徐州(此时黄河已经夺淮入海),一边是从凤阳向北拿下宿州,而后兵临徐州侧面。

战役的关键还是在徐州。

图海倒是点出了一个众人忽略的点

“水师,明军可以借助水师之利,从沿海登陆海州,甚至山东南岸,从而危及我军侧后!”

破局(下)

虽然同为母亲河,但相较于河道稳定,流域气候变迁缓慢的长江而言,黄河更像是一个“后妈”。

在历史上,黄河先后改道二十六次,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几乎对于每个朝代而言,黄河治理都是头等重要的课题。

在后世的许多社会学和史学研究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别于世界主流的君主式封建政体,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出于治理黄河和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

否则,如果是以西欧那种松散的邦国式政治,很难完成治理黄河这种全国性工程。

而其中最为代表性和严重的事情,莫过于宋金之际的夺淮入海。

其实黄河河道,在北宋之前都还算稳定,但北宋后,宋廷统治者由于害怕北方的辽队从黄河南渡,于是多次人为的将黄河改道,花费无数人力财力不说,还导致山东北部百姓苦不堪言。

1128年,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宋高宗赵构一意南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害怕与金军正面交锋,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这操作是不是很眼熟)

于是乎,原本在多次人为改道下,河道本就不稳定的黄河,从此向南偏移千里,从泗州入海。

金朝时期,又一次水患决口,黄河继续南偏,自淮河入海。

从此之后,一直到1855年,黄河都是自淮河出海口入海。

这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从此之后,从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都变成了水患频发的受难之地,导致整个淮北、鲁南地区,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惨痛局面。

而现在,这里却要变成明清双方争夺的关键战场。

李定国、王夫之抵达河淮前线后,迅速与正在淮安的张名振、张煌言汇合。

此战虽然是以左军、后军并用,但主要以李定国为主帅,张名振为副。

这也倒正常,毕竟李定国现在是当朝唯一的王爵。

其实关于李定国封异姓王这事,也只有刚开始时,有部分文官议论,后来也没人说啥了。

说到底,宋代以后,所谓“异姓王”根本不值几个钱,除了封号上高级点,就没啥用了,又不能像人家汉朝、晋朝时,来个开府建衙之类。

当年北宋时,太监童贯还是异姓王呢,满清异姓王一大堆,有屁用。

自军山湖以后,朱由榔的威望已经无需害怕任何军中将帅,再加上自光烈二年以来,军中前后改制数次,兵权分割,没有权力,就算给你一个副皇帝,又能如何?

到了光烈六年,原教导师学员毕业了三届,兵学苑毕业了两届,先后输入军中的青年军官数量,已经占此时全军基层军官总数的一半。

朱由榔不害怕李定国、李过,就像朱元璋不会害怕徐达、常遇春一样,甚至朱由榔还更从容些,毕竟他比老朱当年打天下时,可年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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