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1 / 3）

王学泰

大约在六十年前，读初中时我就记住了“蔡东藩”。那时正沉迷于武侠小说，为了了解武侠小说里大侠的生活背景，开始读历史演义小说。虽然蔡氏的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深了一些，但也能囫囵吞枣地读下来。蔡东藩恰恰又与我当时的班主任杨东藩先生同名，我才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到“北图”查了蔡东藩的经历，原来蔡先生是鲁迅的同乡，他们都是浙江绍兴府人。鲁迅是绍兴会稽，蔡是绍兴萧山（清代萧山属于绍兴府），两人的乳名也很相近，鲁迅叫樟寿，蔡东藩叫椿寿。绍兴文人多笔力雄健，鲁迅人所共知，蔡东藩的史笔也不逊色，创作高峰也很相近。鲁迅创作高峰是1927年到1936年这十年，而蔡东藩也是从1916年到1926年十年写作了11部历史通俗演义，从前汉（附秦朝）、后汉（附三国）到民国九年，时间跨度2166年，总共600余万字。

讲了这么多鲁、蔡相同或相近之处，是不是说两者就是同一个营垒的写作者呢？当然不是。虽然蔡东藩只比鲁迅年长四岁，还比鲁迅晚去世九年，但二人却是两个时代的人。蔡是传统的文人，受的是旧式教育，读的书也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之类，在清朝还有过功名——秀才（14岁考中），还到北京参加过优贡考试（1905年废科举后对秀才安慰性的考试），并被分发为候补知县；而鲁迅一走出绍兴老家，进的就是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到日本留学，先学医，后在东京研究文艺，开始创作，是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1900年），整个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此时无论是忧国忧民的传统文人，还是追求新的思想意识、正在经历着蜕变的知识人都在关注与思考如何挽救危亡与救国救民问题。蔡东藩正是一位传统的忧国忧民之士，他思考的结果是用历史启发民众。清代的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中国自古重视自己的历史，自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以来，史学越来越不被世俗重视。像《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中了进士的范进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史学与科举考试、特别是仕途没多大关系。

清廷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新学独盛，史学更是雪上加霜。利用中国历代先贤救亡图存的事迹与精神，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从而拯救中华。这是一些传统文人的想法。著名谴责小说作家吴趼人曾“发大愿编写历史小说”，并撰写了《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用历史教育民众。可惜，时不我与，吴趼人不久因病去世，其计划自然便夭折了。他所遗留的“大愿”是与其思想意识接近的蔡东藩完成的。

蔡的第一部“历朝通俗演义”是《清史演义》，当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清史（《清史稿》印于1928年），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开创性的。写此书的直接动力，是他对清亡之后有些人仍然沉迷于帝制、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不满，另外也有总结清王朝二百多年经验教训之意。

蔡东藩的这套“历朝通俗演义”基本上是从后往前写的，他从清史写起，其后是：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时间是1916年7月到1926年9月。会文堂是用有光纸石印、线装，很廉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文堂本还很多，充斥于旧书店、旧书摊。东藩之孙蔡福源用四五十个字概括了这套书的特色：“朝代多，人物众，篇幅长，跨度大，头绪繁，事情杂，史料实，详略当，连贯好，情意浓，趣味强，阅读易，引力足，印象深。”（《蔡东藩研究·我的祖父蔡东藩》）此书一出版，就风行全国，销售至“十万”。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印数。普通书籍，每版也就印个两三千册。

蔡东藩这套书中所贯穿的思想主旨在传统文人群体中应该说是先进的。毛泽东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精华之中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民本思想。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蔡东藩在“历朝通俗演义”中所竭力主张的正是孔孟所倡导的。他把儒家倡导的尧舜之治和仁政学说归纳为“开明专制”，他倡导“开明专制”摒弃“绝对专制”。

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

（《前汉演义》第一回）

“开明”的核心就是“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为了保障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立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制度（“置谏鼓，立谤木”“询群臣、询群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