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2 / 3）

。与此相对立的“绝对专制”是什么样子呢？

自从嬴政得国，专务君权，待遇百姓，好似牛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责抑勒的命令，严酷残暴的刑罚，无一不作，无一不行，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从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孙孙，千代万代的遗传下去。那知专欲难成，众怒难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陨首，才及一传，宫廷里面，就闹得一塌糊涂，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同上）

绝对专制的特色是不把老百姓当人，“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任凭自己的意志去统治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认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没想到“专欲难成，众怒难犯”，秦朝统一天下才十几年的工夫，就被推翻了。这就是绝对专制的后果，“秦制”就是绝对专制。

对于继秦之后建立汉朝的刘邦，蔡东藩评价也不高，其原因就在于，他虽然取代了绝对专制的秦朝皇帝，但所执行的仍然是“秦制”：

史官说他豁达大度，确非凡夫，而且入关约法，尽除苛禁，能得百姓欢心，所以扫秦灭项，五年大成。但小子追溯汉家事迹，多半沿袭秦制，并没有一番大改革的事业。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所见所闻，无非是前秦故事，晓得什么体国经野的宏规，因此佐汉立法，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厉行专制政体，尊君抑民。

（同上）

所谓“约法三章”是刘邦对关中百姓的许诺，《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话说得多贴心！要把秦朝苛政只简化为三条：杀人偿命，伤人与偷盗按其行为给人造成的损失惩治。这三条简单，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最基本的规范，“父老”们自然是竭诚拥护。其实这是个骗局，刘邦一进了秦宫殿，兴奋点都集中在做皇帝上，早把对老百姓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其所执行的仍是“尊君抑民”的“秦政”，“换汤不换药”。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见。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除了《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综合各种野史稗官（包括清末民初的报刊）完成的以外，其他各朝史演义都是本着“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演义·自序》）。“正史”叙事多重复，与人物活动无关的文字太多，如何删繁就简、增加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有趣的故事，这是颇费裁量的。

这套书虽名“演义”，但它还是与读者熟悉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等书不同。《三国演义》等作品更注重文学性，就文体来说，它们更接近“英雄传奇”；而蔡东藩的“演义”，虽然也有铺排、也有虚构，但其重点还在于叙述历史事实，它是历史读本。这一点自从它出版之后就被读者肯定了。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新记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学生文史知识，裨益匪浅。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

毛泽东也很喜爱这套“演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委托在敌后工作的李克农为他购买这套书。买来之后，他一直把这套书放在自己床头，作为常常翻阅的书籍。“文革”中出版业凋零，但还是出版了《民国通俗演义》（是否全套“历朝通俗演义”，因为我没看到，不能妄说。我只看到这一种，是大字本的，分订为八本。陈志根的《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也没有提到蔡书的“文革”中印本）作为内部书，购买要凭一定级别的干部证件或介绍信。当时号召高级干部要“读点历史”，毛就向他们推荐蔡东藩的“演义”。

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20世纪30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学生撰写历史通俗读物（如陈稺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50年代出版历史通俗著作时，他推荐了“历朝通俗演义”，并为之作序：

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例如：他对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适当地批判，对于帝王自己为了要求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而制造的神话，也都予以无情地讽刺。这证明了他作这部书并不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我认为，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