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吃的诗（1 / 4）

这篇诗论的原题是《寄自弓町——可以吃的诗》，发表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的《东京每日新闻》上。根据岩波书店版《啄木全集》第九卷译出。

关于诗这东西，我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曾经迷惑过。

不但关于诗是如此。我至今所走过的是这样的道路：正如手里拿着的蜡烛眼看着变小了，由于生活的压力，自己的“青春”也一天一天的消失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随时都想出种种理由来，可是每次到了第二天，自己就不能满足了。蜡烛终于燃尽，火也灭了。几十天的工夫，我仿佛投身在黑暗之中——这样的状态过去了。不久我又在黑暗中，静待自己的眼睛习惯于黑暗——这样的状态也过去了。

可是到了现在，我用一种完全不相同的心情，考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却觉得有种种想要说的事情。

以前我也作过诗，这是从十七八岁起两三年的期间，那时候对我来说，除了诗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从早到晚都渴望着某种东西，只有通过作诗，我这种心情才多少得到发泄的机会。而且除了这种心情以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的诗，谁都知道，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乐，多少还带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类似的成分）而外，就只是一些因袭的感情了。我回顾自己当时作诗的态度，有一句想说的话。那就是：必须经过许多烦琐的手续，才能知道要在诗里唱出真实的感情。譬如在什么空地上立着一丈来高的树木，太阳晒着它。要感到这件事，非得把空地当作旷野，把树当作大树，把太阳当作朝阳或是夕阳，不但如此，而且看见它的自己也须是诗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轻的有忧愁的人才行，不然的话，自己的感情就和当时的诗的调子不相合，就连自己也不能满足的。

两三年过去了。我渐渐的习惯于这种手续，同时也觉得这种手续有点麻烦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当时所谓“兴致来了的时候”写不成东西，反而是在自己对自己感到轻蔑的时候，或是等杂志的交稿日期到了，迫于实际情况，才能写出诗来。到了月底，就能作出不少诗来。这是因为每到月底，我就有一件非轻蔑自己不可的事。

所谓“诗人”或“天才”，当时很能使青年陶醉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再使我陶醉了。从恋爱当中觉醒过来时似的空虚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时候不必说了，遇见诗坛上的前辈，或读着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离开我过。这是我在那时候的悲哀。那时候我在作诗时所惯用的空想化的手法，也影响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撇开空想化，我就什么事情也不能想了。

象征诗这个名词当时初次传到日本诗坛上来了。我也心里漠然的想：“我们的诗老是这样是不行的。”但是总觉得，新输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时借来的”罢了。

那末怎么办才好呢？要想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问是不够用的。不但如此，对于作诗这事的漠然空虚之感，也妨碍我把心思集中在这上头。当然，当时我所想的“诗”和现在所想的“诗”，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变动。回乡的事，结婚的事，还有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责任，同时落到我的身上了。我对于这个变动，不能定出什么方针来。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应尽的责任面前表现得极端卑怯的人——所应该受的。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除了作诗和跟它相关联的可怜的自负之外，什么技能也没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强烈了。

对于自己作诗的那个时期的回想，从留恋变成哀伤，从哀伤变成自嘲。读人家的诗的兴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种仿佛是闭着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时候又带来一种痛快的感觉，就像是自己拿着快刀割开发痒的疙瘩一样。有时候又觉得，像是从走了一半的坡儿上，腰里被拴上一条绳子，被牵着倒退下去的样子。只要我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了，我就几乎是无缘无故的竭力来对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这种反抗常常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故乡到函馆，从函馆到札幌，从札幌到小樽，从小樽到钏路——我总是这样的漂流谋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诗有如路人之感。偶尔会见读过我以前所写的诗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情，就像曾经和我一起放荡过的友人对我讲到从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样的不快的感觉。生活经历使我起了这样的变化。带我到钏路新闻社去的一位温厚的老政治家曾对人介绍我说：“这是一位新诗人。”别人的好意，从来没有像这样使我感到过侮辱。

横贯思想和文学这两个领域的鲜明的新运动的声音， 在为了谋生而一直往北方走去的我的耳朵里响着。由于对空想文学的厌倦，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多少获得了一些经验，我接受了新运动的精神。就像是远远的看去，自己逃脱出来的家着了火，熊熊的燃烧起来，自己却从黑暗的山上俯视着一样。至今想起来，这种心情也还没有忘记。

诗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必须摆脱长时间的因袭，求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