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行三国 第496节（2 / 4）

政治思想大多如此，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衷很完美，结果很糟糕。

当然，这也不是儒家才有的毛病，黄老、法家一样有其无法克服的短板，相比之下还是儒家好一点，维持稳定的时间更长一些。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各家轮番登场，最后还是儒家坚持得最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儒家不是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相比之下，黄老道家、法家都坚持不了太久。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汉初用黄老，五六十年就难以为继，最后只能看着儒家闪亮登场。

没有一个政治理论是完美的，苛求儒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用辨证的目光来看，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也必然要跟着变化，不然就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可是儒家有一点很致命：复古，什么都是过去最好，什么都是圣人说得有理，就算是变法也要托古改制。

如此一来，儒家天生就有自相矛盾的属性，言行乖离，无法自圆其说，被事实打脸也就不意外了。儒家的大部分问题都来自于此，德教、礼教之争出于此，今古文之争也出于此。除了那些死读书的大儒——他们心里只有纸面上的制度，没有现实世界，反而没有矛盾——但凡是有实际行政经验的人都知道，真要完全按圣人说的做事，十有八九是行不通的。

黄琬行政经验丰富，在地方做过太守、刺史、州牧，在朝廷做过三公九卿，他对这种矛盾体会最深。面对孙策，他又不能强辞夺理，否则被孙策抓住把柄更丢脸。身为俘虏，他也不可能以前辈的身份压人。孙策反问了一句，他就知道这个话题没法继续，只能沉默以对。

见黄琬不说话，孙策暗自发笑，主动开口，换了一个话题。“黄公，刚才你说的击败我之后，要用我的力量攻击袁绍，是掩饰之辞，还是肺腑之言？”

黄琬眼角颤了颤。“现在还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如果是掩饰之辞，那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你安心地做阶下囚，看着我怎么击败袁绍，然后等着朝廷下诏，或槛车征诣廷尉，或就地诛杀，诛三族九族，全看朝廷心意。江夏黄氏就此除名，你和袁绍的名字却会留在史书上，遗臭万年。”

黄琬眯起了眼睛，眉梢不受控制的颤动着。

孙策顿了顿，又道：“江夏黄家也是大族，你大父官至太尉，你又官至太尉，门生故吏无数，少不得有人会掩护你们，留下一两个后人。不过他们不会再以江夏黄氏后人自居，应该会改个姓什么的。黄能改成什么呢，斩头去尾，姓由，要不姓田也行？”说着，他忍不住笑出声来。

黄琬面色连变，忍不住冷笑道：“早就听说孙将军好戏言，果然名不虚传。”

“戏言？”孙策歪歪嘴。“我倒觉得你可以当成谶言，比那什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准多了，快则年，慢则七八年，肯定见效。黄公如果能保重身体，肯定能亲眼看到。”

黄琬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抬起手，按着心口，喘了两口粗气。“如果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呢？”

孙策笑了，向后退了一步，坐在栏杆上，抱着双臂，翘着二郎腿。“如果是肺腑之言，黄公也许有机会将功折罪，就看你有没这样的勇气了。”

“哦？”黄琬拖长了声音，不置可否，神情间却有些不屑。

“黄公应该看过李儒的文章吧？”

黄琬垂下了眼皮，一声不发。他当然看过李儒的文章，他也知道了孙策的用意。李儒以董卓旧部的身份写文章揭露党人的所作所为，为了避免被人抓住把柄，有些事是不能讲的，因为他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黄琬不同，他是党人的重要成员，党人所做的事，他参与了大半，如果他像李儒写《己巳之乱亲历记》一样写文章，效果绝非李儒可比。党人不相信李儒，却不会不相信他，袁绍想抵赖都难。

这篇文章真要写出来，袁绍也好，他和王允也罢，都会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怎么，敢做不敢认？”孙策幽幽地调侃道。“原来黄公的刚正不阿只是对别人，对自己却宽容得很。”

山中贼与心中贼

郭嘉说过，人有所欲，便是破绽。

黄琬不怕死，不代表他没有欲望。严格来说，黄琬不是小人，甚至可以称作君子。但君子并非没有欲望，只是他们的欲望脱离了低层趣味，更偏重于精神层次。他们不怕死，他们甚至可以不在乎家族一时的兴衰，但他们在乎身后名，在乎自己的理想。

君子的理想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公，为天下求太平。于私，道德文章，青史留名。哪怕一切皆不可得，也要保持心中的道德。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后事有位大文豪说，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正是这种胸怀的体现。

当然，这是对真正的君子而言，伪君子不在此列。

黄琬一生直道而行，被禁锢近二十年也不改其志，当所有人都被董卓的威势所迫，不敢吭声时，只有他和杨彪强谏，反对董卓迁都。论气节，他比蔡邕强太多了。这样一个人，看到王允杀袁氏满门不可能没有愧疚，别人也许可以原谅他